胡建淼

　　一次听一位学术大家作报告。他无意中比较了两个单位：一个单位做事总是中规中矩，而另一个单位做事比较灵活，善于变通。结果呢，在现实中往往是前者吃亏。一次上级部门开展是否存在“乱收费”的专项检查，先让各单位自查。前一单位在《自查报告》中如实地承认自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乱收费”，并表示一定自我纠正，结果招来为期6个月的“乱收费”专项整治活动，使得他们叫苦连天。而另一单位在《自查报告》中却说：我单位不存在“乱收费”，只是“收费乱了点”。结果这家单位绕过了这次专项整治。

　　我不关注此事是真是假。我关注的是：类似的现象在现实中是否存在。

　　我们知道，“乱收费”与“收费乱了点”其实区别不大，都属必须清理的现象。但由于某个专项活动是针对“乱收费”，而不是“收费乱了点”。你只要说我不是“乱收费”，只是“收费乱了点”，命运就不同了。

　　这种显然不正常的“游戏”居然还有一定的市场。在现实中，当法律约束、规制和整治某一行为及现象时，被整治单位往往发明一种“变通”的提法，以求规避法律的约束：

　　——当年某市为加大力度整治“中国式过马路”行为，严查行人乱闯红灯，规定“违者须穿绿马甲、戴绿帽子协助交警执法……”这种“罚岗”由于巨大的声誉压力比一般的罚款处罚还要严厉得多，但它被称为“执法体验”而逃避了受行政处罚法的约束。

　　——行政指导作为行政机关的执法手段，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具有强制性。它是行政机关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供信息和引导的服务性行为。但有的行政机关以“行政指导”为名，推行“行政强制”之实，结果在理论上把行政指导分为“不具有强制性的指导”与“具有强制性的指导”。我们真想不明白：具有“强制性”的行政行为怎么可能是“行政指导”?

　　——行政许可法刚实施的时候，国务院布置了清理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工作。这项工作旨在清除大量的不合法许可审批项目。结果，在理论上马上出现“许可性审批”与“非许可性审批”两个概念，不少地方将自己的审批项目塞进“非许可性审批”以求保留下来。这种做法后来得到国务院的纠正。

　　——按理说，“许可”就是许可，必须先“许”后“做”，它是个事先审批行为;“备案”就是备案，行为人行为无须事先审批，只是参加信息登记，让有权机关掌握信息和事后监督而已。结果，我们又发明了“许可性备案”与“登记性备案”、“审批性备案”与“非审批性备案”……

　　这种对正规“名称”的“变通”，会严重破坏我们的法律秩序和理论逻辑，不应当容忍，更不应当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