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起广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案例，该案为内容创作平台稿酬提现所引发的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

　　某平台是天津某公司运营的内容创作平台，平台以文章内广告的展示量计算最终收益，并为作者提供分润收益。2018年2月，林某在某平台开通自媒体账号，并通过运营产生了收益281.9元。截至2019年6月，林某累计提现216.89元。但当林某再次提现时，网站却提示“余额大于等于100元，可申请提现”“收益出账期：每月11日10点前”“提现申请期：每月11日10点至15日24点”等规定。上述规定使林某账户中的65.01元余额一直未能提现。

　　林某认为，天津某公司未在平台服务协议中明确提现条款，且现有提现规则有违公平原则，故将天津某公司诉至广州互联网法院，请求法院确认“余额大于等于100元才可申请提现”为无效条款。

　　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条款“余额大于等于100元才可申请提现”是某平台预先拟定并面向众多平台用户统一公示、重复适用的条款，用户无法进行各异性磋商，属于格式条款。该条款是某平台为了便于管理而设置的规定，其在已设置了提现时间及频次标准后，又叠加限制了提现金额标准，且未向用户提供注销账号后的提现渠道或其他替代性补偿方式，单方面怠于承担平台应尽的向用户支付收益的义务，不合理地限制了用户自由支配其个人财产的权利。平台设置的上述提现条款，涉及利用自身互联网平台优势地位滥用契约自由原则、不合理扩张自身权利，致使包括林某在内的部分影响力较小、收益增长不稳定的用户，无法在可预期的、相对固定的期限内支取其自有财产，有违公平原则，故认定该条款无效。

　　法官说法

　　叠加限制提现金额标准属不合理限制用户财产权

　　互联网平台出于降低网络交易成本、提高运营效率的目的，通常会预先拟定格式条款来建立平台管理模式和规则，平台用户无法就协议内容进行差异化协商，传统个别磋商范式下的合同自由、意思自治面临挑战。本案中，某平台是自媒体内容创作、分发平台，用户通过在平台内创作内容来获取收益。根据案涉合同的性质和目的，有关创作收益计算、支付、提现等约定就是双方权利义务的核心。某平台设置最低提现金额条款是平台为了行使自治管理权而设置的规定，在已设置了提现时间及频次标准后，再叠加限制提现金额标准，且未向用户提供注销账号后的提现渠道或其他替代性补偿方式，未尽到平台向用户支付收益的义务，不合理地限制了用户自由支配其个人财产的权利，故法院认定该条款无效。

　　因此，司法应更加关注互联网平台利用优势地位滥用契约自由原则、不合理扩张自身权利、限制用户主要权利等现象，并通过裁判引导平台以更加公平的内容生产、分发及收益机制，平等保障不特定的、分散的内容创作者的合法权益。

　　本组文/本报记者 李铁柱